最近，我看了一本“历史报告”体裁的书———张建伟著《温故戊戌年》（作家出版社，1999年，以下简称《温故》）。“历史报告”属于报告文学，我对文学外行，本不应该对它说三道四，只是因为有的评论说它“消解旧论，倡立新说，言之成理，实属不易”（转引自《温故·后记》），而作者本人也旨在追求一种学术性，书中不但有大量注释，而且在行文中一再指出史料根据和史家所言，并且不断地批评和揶揄历史学家的错误，使这部书俨然成为一部学术著作，所以，我便想从学术角度发表一点议论。
在我看来，这部书并没有在“细敲历史”基础上“倡立新说”，其所述史事错误太多，对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评价太偏颇，严重歪曲了历史。
其一，《温故》所述的一些所谓“新说”，如“康梁公车未上书”、“康有为伪造密诏”、“戊戌政变不是由袁世凯告密引起的”等，并非作者研究发现，而是采纳了有关的研究成果。这一点书中也有说明，但作者在采纳了他人成果之后，立即就严厉批评“许多历史学家”的错误，以至使读者误认为是作者本人在“细敲历史”后“倡立新说”了。如在《〈密诏〉疑云》一节中，他指出康有为所披露的光绪帝于1898年9月15日（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）令杨锐带出的那道密诏是伪作的，而杨锐的儿子杨庆昶于1908年（宣统元年）呈给都察院的那份才是真的。他说这个结论是他从发表的“历史论文”中看到的，可是却又写了这样一句话：“然而，请翻开课堂上讲授的历史教科书，请翻开许多历史学家撰写的戊戌史专著，请看一看关于戊戌史的数不清的影视文学，在那里，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，我们看到的，都不是上面说的那份由杨锐带出的光绪手写的朱谕《密诏》，而是由康有为墨写的另一份所谓《密诏》！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说：那是康有为伪造的假《密诏》。尽管早在九十年前，即1908年，杨锐的儿子便交出了真《密诏》，但是我们的许多历史学家还是宁愿相信康有为墨写的《伪诏》，我直至今天也不明白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”读了这段批评，读者当然会认为“伪密诏”问题是由作者最先揭露出来的了。其实作者的批评很没有道理，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一些有影响的专著和教材用的都是“真诏”而非“伪诏”。专著如黄彰健的《戊戌变法史研究》、汤志钧的《戊戌变法人物传稿》（增订本）和《戊戌变法史》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（1984年版）、林克光的《改革派巨人康有为》（1990年版）等均引用“真诏”，教材如李侃等编《中国近代史》（第3版，1983年）、苑书义等编《中国近代史新编》也都用的是“真诏”。其中李侃等编的为中华书局出版，现已出到第4版，为高校广泛采用。我不知道张建伟看了哪些教材，以致得出均用“伪诏”的结论。
这里还须指出，虽然80年代以来，很多著作和教材都摒弃康有为的“伪诏”而采用杨庆昶的“真诏”，但“真诏”说在史学界也还不是确论。《温故》采用“真诏”并未举出有力的证据说明它何以是真的，只引用了一条史料，而这条史料非但不能证明其为真诏，反倒证明其为伪作。限于篇幅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《温故》中类似“《密诏》疑云”这样介绍“新观点”、“新史料”的段落很多，但作者并没有弄清楚那些“新观点”究竟对不对，“新史料”可不可靠，就进行“加工”、“改造”，洋洋洒洒写下去，以致将尚在讨论中的学术观点当作“确论”、把伪史料当作“实录”推销给读者，并据以批评历史学家的错误。这种“创新”的态度，笔者是不敢苟同的。
其二，《温故》的主要问题还是对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评价太偏颇，可以说是有意贬损。如所周知，所谓“戊戌变法”主要就是指“百日维新”，但《温故》没有正面写“百日维新”，在全书的10章中，只有1章写“百日维新”，而标题是《为渊驱鱼》。我们看它写了些什么：
第1节《改革的太阳亮了》写道：光绪帝在一百多天中颁发了240多道改革谕令，这种急躁的做法是受了康有为的“不管什么国情的‘改革速成论’的影响，它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那些强调符合国情的‘改革稳健论’”一派的反对。
第2节《抓了一个反改革典型》写道：在变法初期康有为唆使人上奏弹劾礼部尚书许应，这是因为他与许应原有私仇，并想把许应弄下台，使自己当上礼部尚书。而事实上许应是属于时刻都在“报效国家和民族”的那种人，他不反对改革，只是反对有政治野心的康有为。
第3节《兔子要吃窝边草》写道：康有为为了给他的弟子梁启超谋得一个好的政治前途，就上奏请光绪帝下令将上海的《时务报》由民办改为官办，好让梁启超去接替报社总经理汪康年。
第4节《王照的苦心》赞扬维新派中的王照主张向慈禧太后妥协。
第5节《但闻新人笑，哪管旧人哭》批判官制改革搞得北京大乱。
第6节《〈密诏〉疑云》写康有为伪造密诏。
以上就是《温故》所写的“百日维新”！按照这里所写，戊戌变法原来是康有为等一批公报私仇、吃窝边草的兔子和摇头晃脑、呼三吆四的小儿们不顾国情，鼓吹“改革速成论”，实际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，在朝廷上谋个一官半职，在那里作乱；而慈禧太后等反对康有为的人才是懂得国情的“稳健改革派”，他们中没有什么道德很坏的野心家，有的尽是时刻要“报效国家和民族”的人。作者的这个结论可谓惊人。
如果百日维新真如作者所写的那样，那么我们就不能产生这样的结论和疑问：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是好事了，因为“稳健派”已杀死、赶跑了作乱的“速成派”了，“稳健派”又牢牢地掌握中央政权了。这些“稳健派”既懂国情，又时刻想着“报效国家和民族”，那么他们应该能把国家搞好了吧？可是结果呢？八国联军侵华，《辛丑条约》签订，“皇族内阁”成立，清政府倒台。这些被作者视为既爱国又懂国情的“稳健派”怎么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呢？
（此文系摘要，原稿全文将刊于《近代史研究》今年第5期）
